五十年代禁毒运动 禁毒教具 便携禁毒模型

    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五个月，就毅然决定在全国开展禁烟禁毒运动。1950年2月24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治会议通过决议，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（或军政委员会）及中央直辖市各省市人民政府发出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。

　　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，严厉禁种罂粟。郑重宣布，从通令颁布之日起，凡继续贩运、制造和销售毒品者，要从严治罪，凡散存在民间的烟土毒品，必须限期交出，为照顾其生活，可分别酌情给予补偿，但如果逾期不交，将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。所有吸毒瘾民，限期向有关部门登记，并定期戒除，若隐不登记，或逾期犹未戒除者，则予以处罚。

　　政务院禁毒通令发布后，各大行政区的各级人民政府，立即行动起来，纷纷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。各地根据政务院通令的精神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，下达了一系列关于禁毒的《实施办法》、《暂行条例》、《告人民书》、《治罪条例》以及各种布告，进一步宣传禁毒的意义和党的方针、政策，再次表明人民政府的禁毒决心。

　　政务院禁毒通令与各地禁毒法规公布以后，在各级人民政府与禁毒委员会的领导下，全国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禁毒工作。

　　在禁种方面，各地尤其是种烟一向盛行的西南、西北等地，对禁种工作十分重视。在禁种初期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与宣传，向当地烟农阐明国家的禁种政策与法令，并通过召开诉苦会、控诉会，揭露官僚军阀为征收烟税而强迫农民种烟的罪恶行径，深入宣传鸦片给烟农、给他人、给国家带来的危害，提高广大烟农的思想觉悟，使他们主动承担起禁种的责任。在接受宣传动员之后，西康、云南、四川等地的许多烟农自动停止种烟，改种粮食作物。全国许多地区加强对禁种工作的监督，对已经出土的烟苗，一经发现就坚决铲除，对屡教不改而偷种的烟农予以处罚。经过多方面努力，禁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。

　　在禁运与禁售方面，各地广泛动员，要求贩毒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，限期交出毒品；查封各种烟馆，收缴烟毒烟具。同时严惩那些继续贩毒、开设烟馆的犯罪分子，查办一些贩卖毒品的大案和惯犯要犯，在群众审判大会上公开审理，当中烧毁收缴的烟毒烟具。据统计，仅西南地区，1950年就破获贩卖烟毒案万余起，抓获罪犯万余人，其中有37人被判处死刑， 1000多人被判有期徒刑；查封烟馆5400余家，收缴烟具20多万件，焚毁烟土55万余两。

　　在禁吸方面，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动员工作，利用人民代表大会、农民协会、居民小组等基层组织与团体，深入烟民家中向烟民宣传吸食烟毒的危害与人民政府的禁吸政策。在此基础上进行烟民登记，举办烟民学习班，实行施戒。仅重庆 一地既有戒烟小组与戒毒所729个。这些学习班和戒毒所将教育与戒毒有效地结合起来，使大批烟民摆脱了毒瘾。

　　经过两年的努力，至1952年春，从全国范围看，鸦片种植基本禁绝，贩卖烟毒与吸食烟毒的现象大大减少，烟毒泛滥不止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。但是，一些地区毒品贩卖与吸食的活动还十分严重。1952年春，中共中央决定，在下半年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，彻底消除毒品。4月15日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》。1952年8月，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正式展开，把建国初期的禁毒工作引向高潮。全国各地共召开各类禁毒宣传会议76万多次，直接受教育的群众达7459万人。共查出毒犯仅37万人，缴获毒品约400万两，还收缴大批制造、贩卖烟毒工具和一些枪支弹药。在打击贩毒活动的同时，还积极加强禁吸工作，一方面，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，许多瘾人认识到了国家禁毒法令的严肃性与吸毒的严重危害，从而增强了戒毒的决心，在家人或群众监督下开始自行戒吸。另一方面，对那些毒瘾甚深难以自行戒除的瘾民，在戒毒所强制戒毒。为帮助这些瘾民戒毒，内政部还专门拨出290亿元（旧币）作为制造戒毒药品的专用款，并对家境贫苦的瘾民实行免费施戒。戒毒所内的瘾民一边学习一边改造，到1952年底大多戒掉了毒瘾，1952年以后的一两年时间内，全国范围内基本消除了吸毒现象。

　　新中国用三年左右的时间，基本禁绝了鸦片的种植、贩卖、吸食活动，肃清了两百多年来泛滥成灾、屡禁不止的鸦片烟毒，把中国人民从鸦片的深重灾难中解救出来，结束了被称为“东亚病夫”的民族屈辱的时代，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。此后30年，毒品在中国大地基本绝迹，中国以公认的“无毒国”而享誉世界。